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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伊朗学者：很多伊朗年轻人认为学中文会有好工作******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阚枫)“狮子，波斯语叫Sheir，中文称作‘狮’，其实，如今的中国狮舞也可称为中国和伊朗的文明友谊之舞。”近日，伊朗艺术研究院助理教授、东方部主任纳思霖在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中这样解释“狮舞”的另一种含义。

　　作为同在亚洲的两大古老文明，中国和伊朗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2000多年前，两国就通过古丝绸之路建立了友好交往。

　　纳思霖是伊朗画家，擅长水彩画、油画，并曾到中国学习中国国画，于2008年获得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2010年后还在中国美术学院从事博士后工作。如今，纳思霖在伊朗的大学中教授东方艺术方面的课程，并长期从事中伊人文交流工作。

　　谈及中国和伊朗基于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交往史，纳思霖表示，古丝绸之路让中国和伊朗这两大古老文明的交往，从贸易往来逐渐发展到影响深远的文化、艺术、饮食甚至语言等方面，这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案例可以列举。

　　她说，历史上相传，一位伊朗国王把狮子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皇帝。狮子在波斯语中叫Sheir，来到中国之后，中文称其为“狮”，因此，如今的中国狮舞可谓历史上中国和伊朗的文明友谊之舞。

　　纳思霖称，在东方的艺术文化瑰宝中，可以看到很多受到古丝绸之路文明交融影响的痕迹。例如，中国的敦煌莫高窟内的壁画和雕塑，不少人物的衣着和色彩就能看到来自伊朗艺术的影响。

　　最近，纳思霖出版了中文新书《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介绍中国与伊朗文化艺术交流中相互影响的案例。

　　“为了找到最佳的方法来展示历史上中伊文明之间的艺术交流史，我在中国做了四五年研究。实际上，这本书是我论文的一个简短部分。”

　　纳思霖说，在这本新著中，她介绍了在中国元朝期间伊朗绘画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并展示了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的友谊。希望对于对东方艺术，尤其是中伊两大文明的艺术感兴趣的人们来说，这能加深两大文明间的友谊。

　　虽然，中国和伊朗之间有悠久的文明交往史，但是纳思霖坦言，现在伊朗年轻人对古丝路文化知之甚少，提到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只会想到中餐、武术、商业等。

　　不过，这位中文非常出色的伊朗学者也提到了在伊朗年轻人中出现的一个趋势：在伊朗的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中文确定为自己应该学习的一门外语。

　　“十年前，我们在很多大学开设了中文系，每个学期都会有很多新生选择学习中文，他们认为汉语已是英语之外的世界第二大语言，学好汉语意味着未来可以找个一个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纳思霖表示，这些年轻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会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很多人喜欢孔子、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以及中华文化中的价值观念。

　　纳思霖说，中国和伊朗两大文明之间的悠久关系，对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可以有很多启迪，作为以丝绸之路结缘的两大文明，如今更应该加强人文交流，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交往，并将深厚的东方文明重新介绍给世界。(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